【文/专栏作者 潘攻愚】。十月十九日，是鲁迅先生逝世九十周年。周作人把这些统统看作“游戏人间”，同他自己“正经”的思考互不相干。说他把中国的前途看得太透，把民众看得太清，对革命不抱幻想，所以退回书斋，最后“失足”。日本投降后，周作人居然有去解放区的想法，不过被我党回绝。为周作人辩护，最常用的一张牌是悲观。在他看来，一个缠足、吸鸦片、买卖人口的民族，若不知耻不悔过，怎么崇拜强权也永远强大不了。这个十一假期，笔者读完了止庵先生的《周作人传》，掩卷之后想了很久。一个冲在前头，一个在后面立论，早年的亦步亦趋，到这时已变成并肩。可骨相上的差别，早有端倪。孙文读出的是鲁迅借《语丝》的格调，曲折地谈对周作人的看法。在这种叙述里，闲适和趣味是他的本色，附逆是本色的失手。但这几年，笔者留意到另一股暗流。同样的悲观，两种姿态。这一幕，比任何推论都更说明问题。汪晖在同一篇文章里已经回答了。这样的人并不缺勇气，知道怎么骂，知道怎么站出来，知道什么叫仗义。周作人就任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，黄裳列得更具体：做敌伪的贵官，登台检阅，晋京朝拜。有人由此说，兄弟分道是思想上的必然，一个走向左翼，一个守着趣味。“柔弱”是人设，“书斋”被偷换了。孙德鹏文中提到，他早在1928年前后就把中国人进步的先决条件定为：知耻，并且深自追悔。作为对失和的一种解释，这话未尝没有道理。鲁迅以《狂人日记》劈开一道口子，周作人随后以《人的文学》成为新文学重要的理论发声者。可汪晖文章里的那份清单，恰好让“柔弱”站不住。另一张牌是人设。1906年，周作人东渡日本，投奔的是已经在那里的哥哥；三年后，兄弟合译的《域外小说集》问世，这是两人最早的一次并肩。说兄弟分道扬镳也许是思想上的必然，说鲁迅一路照顾弟弟，把他带到北京、安顿下来，说周作人的路自有其内在的逻辑，然后把这一切嫁接到鲁迅那一代人思想价值的“总量”上，仿佛这是新文化大家庭里一种可以理解、可以并存的取向。一个人反省革命，可以反省到任何地方，唯独不该反省到侵略者的门下。所以问题从来不是他想不想读书，而是读书的间隙，他坐过什么位子，替谁说过话。书斋，替督办的椅子作不了证。更有意味的是，周作人自己立过一条标准。鲁迅给了弟弟一条路，路上怎么走，是弟弟自己的事。更要紧的是，“书斋”这个词在辩护里被偷换了。要求别人知耻追悔的人，面对自己，说的是做戏。孙德鹏的文章（《疲劳的颜色——周作人小记》，曾发表于《读书》杂志）里引了鲁迅评《语丝》的一段话，说它“虽总想有反抗精神，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”，又说“见事太明，做事即失其勇”。汪晖的结论很干脆：两人对世界和事业成果的判断并没有太大差别，真正把他们分开的，是做出相似判断之后的姿态——一个选了“绝望的抗战”，一个选了“有趣的消遣”。所以“柔弱”不是天性，而是后来的选择：激烈过，仗义过，到了真正的大难临头，把闲适留给了自己。但从“路向不同”到“附逆”，中间隔着一道跳不过去的沟：和鲁迅意见相左的人太多了，胡适与他后来分歧甚深，可抗战期间，胡适出使美国，为抗战奔走；留在北平的钱玄同，则坚决反对周作人出任伪职。黄裳先生1946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见过他一面，问起他投敌以后写过那么多文告、讲话，做过那么多表演，他的反应是不屑地说：那些不过是做戏。那样克制、细致的笔法，把一个人的一生摆在那里，让读者自己去想，这是好传记该有的样子。1946年，周作人被押往南京受审。1923年夏天，兄弟失和，鲁迅搬出八道湾，杨念群（《周作人的“原罪”》，发表于2019年的《读书》杂志）所谓“东有启明，西有长庚”，两星再不相见。它不是公然翻案，那太直白，办法是“中立化”：把周作人三四十年代的附逆，放进一种看似客观平实的叙述里。周作人善谈宽容、大同、人情物理，是个温和甚至柔弱的读书人，只是经不起时代的风浪。周作人早年一直“亦步亦趋”跟着兄长的步伐，直至1917年二人一同去了北平，周作人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（以下有关书页的截图均来自止庵《周作人传》）。兄长的影子。谈新文化运动，谈那一代文人的群像，绕不开周氏兄弟；谈二人的文学气韵、人生脉络，学界早已写得很多，也写得很细。冷静是真的，可冷静不是免责的凭证。分歧从来不是附逆的理由。1929年，周作人提出“闭门读书论”和“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”，汪晖看到的是他把对社会的关注，转成了个人的自我充实与自我拯救。兄弟二人相差四岁。如果他真的一直在苦雨斋里闭门读书，没有人会为此审判他。九十年过去，一个人的名字还能被一次次翻出来、引用、争论，这本身就是分量。汪晖说闲适“诚然是极难得的智者境界”，却也是对世事人生“无奈何”的一种体认。可鲁迅的回答是“绝望之为虚妄，正与希望相同”，唯一有意义的，是对绝望的反抗。后来轮到他自己了。可事实是，他走出了书斋。也就是说，新文化运动里，周作人起步的那一程，是被哥哥带着走的。替周作人说话的文章，爱用的是闭门读书、苦雨斋、隐士、不问世事。他指出，鲁迅对中国历史“循环”与“轮回”的体验，比周作人更早也更深刻，“革命以前，我是奴隶；革命以后不多久，就受了奴隶的骗，变成他们的奴隶了”，这样的话是鲁迅说的，里头的绝望一点不少。可每到这样的日子，另一个名字总是影影绰绰地跟着出现，那就是周作人。黄裳把这种心态叫作“坚硬的壳”：他躲在壳里做着安稳的白日梦，至于偶尔探出头来干的那些事，在他自己看来不值一提。可笔者想到的恰恰是这样的叙述一旦被挪用，很容易变成一块软垫，把一件本不含糊的事垫得含糊起来。还有人把周作人对革命的反省看作远见：革命文艺像“念咒的妖法”，革命一落到行动，又会划出界线、制造仇恨。周作人对旧道德、旧伦理持久地批判；“六·三”事件、陈独秀被捕、“三·一八”惨案之际，他的姿态相当激烈，汪晖甚至说他时时爆发出比鲁迅更为激烈的“流氓气”；他为保卫李大钊的英名和遗孤仗义出头；1927年“清党”时，他愤怒于蔡元培、吴稚晖、胡适的态度。孙德鹏也承认这类文字“显示出难得的冷静”。1917年，周作人到北京，经鲁迅推荐进了北京大学；1919年，鲁迅买下八道湾的院子，把母亲和弟弟一家接来同住。于是对“革命”、对“民众”、对“思想革命”，一步步幻灭，认定历史不过是一场循环。无奈，人人都有；有人在无奈里选了反抗，有人选了督办。周作人可以读，也值得研究，他的文章好不好另说；但他在民族大难面前的选择，是一个早有定论的事实，不该被“客观”二字搅成一锅粥，更不该借着鲁迅的名头，给它抹上一层思想史的温情。看得明白而不肯出手，和看得同样明白仍然出手，从那时起就是两种人。汪晖评钱理群的《周作人传》，把这条线索讲得很透，辛亥以后，周作人觉得“官威如故，民瘼未苏”；1928年，他又发现青天白日旗下的北京样样依旧，改朝换代而没有革命。这些幻灭是真的，我们也可以不认为他的悲观是装出来的。北京赵登禹路8号，周氏兄弟旧居。问题是，悲观能不能当理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