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文/ 林铃锦】。2025年，虹桥枢纽客流总量达4.22亿人次，日均115万人次、单日峰值171万，是全球客流量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。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 微信公众号“上海长宁”。自亚当·斯密以来，与实物生产相分离的劳动，长期被看作“非生产性”的。小块头能不能有大产出，虹桥用此后的发展给出了回答。二十多年下来，数字经济企业已达7100多家、税收贡献近六成，电商平台交易额1.78万亿元、占全市三分之一。1989年底开发区“七通一平”，海关、税务、银行、报关等单位进驻现场办公，提供“一站式”服务。上海硅巷实现梧桐树下写代码，风貌区内搞科研，咖啡馆里开晨会。于是有两种解读。这套认知经苏联核算体系固化，金融、法律、教育、医疗都排不进优先序列。这里不妨把“集聚”和“内卷”仔细区分。知识获取变便宜了，城市与集聚却并未失效，互联网与面对面交流配合时作用最大——一次长谈的表情、停顿、言外之意和信任，是线上难承载的隐性信息。其中，“从交通链接枢纽向开放融通枢纽”的转变，尤见分量。长宁全域纳入虹桥国际开放枢纽“一核两带”，是约七千平方公里“大虹桥”域内唯一的中心城区，航空、高铁、地铁在沪宁、沪杭两轴汇合处交汇。这就是鲍莫尔病。这并非书斋推演。长宁的辐射远超自身，商务区对接的出海企业中，长三角其他城市占四成多，“虹桥服务+长三角制造+全球市场”由此成形。愚园路。长宁与数字技术结缘颇早。几百年来，这里不止一次因人的往来而苏醒、而热闹。长宁真正可借鉴的，是几条朴素的认知：服务经济的空间是高密度的，楼宇街区就是它的厂房。通达的故事：上海西大门如何成型。微信公众号“上海规划资源”。长宁，这个三十多平方公里的“小区”，凭什么把“小而精”“小而特”做到让人无法忽视。集聚，则是异质要素在高密度中相遇，产生原本不存在的组合、信息和机会，蛋糕反倒越做越大。内卷，是同质要素在封闭空间里争夺既定的蛋糕，你多我就少，终归是零和消耗。若把目光投向更久远的岁月，一条线索便隐约浮现，那就是“通达”。中国制造崛起之后，我国长期保持货物贸易顺差，却在服务贸易上长期逆差，研发、设计、品牌、金融等高端环节仍有差距，尤其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逆差来源地。这种分工半是地理所迫，虹桥开发区在市区境内，办工厂难符环保要求，也腾不出场地。又或者，这种看似变“虚”的转向，恰恰是种先行探索，预示着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。上海西大门不大，却在昼夜不息的往来里，见证中国开放的历程。虹桥机场。看清这一点，要把笼统的服务业拆开，至少分两类。开放的长宁，如何融通内外。这样一个往来熙攘的城区，却是上海城区里的小块头，全域只有37.19平方公里。可在当年，国家“两免三减半”的税收优惠只面向生产性外资企业，一个未设生产企业的开发区，要凭什么去争取政策支持。1929年，上海至南京的航线开航，上海最早的机场之一，落在了“魔都”西缘。长宁自己几乎不造产品，却成为长三角庞大制造体系的“头脑”所在、走向世界的始发处，一个资源配置的中枢。创新不是流水线，靠的是不期而遇的跨界碰撞，这恰是封闭园区难提供的。建设者回忆，获批前他们有相当长时间是“黑户口”：地在开发，国务院却尚未承认。产业互联网面对千差万别的工厂，一个应用打天下的红利难复制。据公开资料整理。长宁总是积极把准备做在前头：每次事先清好现场、拆完违章，施工队拉过去就能开工，工务所因此乐于前来。长宁区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上提出，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和全方位赋能，奋力实现从数字经济大区向数智经济强区转变跃升；抓牢大虹桥国家战略机遇，奋力实现从交通链接枢纽向开放融通枢纽转变。全国来看，服务业已是第一大经济部门，占GDP的57.7%、对增长贡献超六成。直到1985年，中国才建立第三产业统计，服务业被官方账本“看见”，不过四十余年。飞机、高铁、地铁昼夜运转，人、货、数据、资本在这里汇聚又散开，一头连着长三角腹地，一头通向广阔世界。上海发布。走出去的方式也逐步升级，中国企业正从依托成本优势的“产品出海”，转向重技术、品牌与本地化的“品牌出海”。近旁，原闸北区靠着火车站占得先机，徐汇的徐家汇慢慢热闹起来。微信公众号“上海长宁”。出海企业总部集聚区和“十五分钟出海服务圈”里，已集聚起60多家服务商、累计服务3700多家企业。国家级开发区默认要办生产企业，“两免三减半” 也只给生产性企业；开放的重点在引进生产线，服务业被当作制造的配套，并不优先。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理委员会网站。一个不生产实物产品的经济体，算不算在创造实打实的财富。理解虹桥开发区，要把它和同年获批的闵行开发区放在一起看。这一年的统计公报还显示，其第三产业增加值2829亿元，占地区生产总值的97.6%——全国也找不出几个成分这么“纯”的城区经济体。总部经济是这种逻辑的集中体现。此后四十年，这个问题以不同的方式被一再提起。可服务本是两个独立主体的相遇：我体察你的需求，也保有边界与尊严。联结虹桥机场与市中心的长宁，也因此被称作上海的“西大门”，开放特征格外鲜明。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重点项目IBP虹桥上城。制造业工资随生产率上涨，停滞部门为留住劳动力被迫跟涨，效率却未提高，服务的相对价格持续走高，劳动力不断转入，经济平均增速被拉低。当社会里服务的成分越来越重，这种“推己及人”的体谅也随之生长。数字长宁体验馆。有一年上半年，沪西工务所划给三个区的修路工程款，长宁一地就用掉四分之三。对照来看，2025年全国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57.7%，长宁高出近40个百分点。如今，从这扇门走出去的脚步不再匆匆，那是一个经济大国向强的闲庭信步。1921年，虹桥机场在西郊动工。1992年南方谈话后，区里提出“依托虹桥，发展长宁”，此后又有“拓展虹桥”“精品虹桥”的提法，几代人着力同一个关键处。区里把返城知识青年组织成市政服务队，又从沪西工务所请来退休老工匠指导，一条街一条街地修。这样的高密度，也在全区铺开。在37平方公里内，长宁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：外资进入中国的“入海口”，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“出海口”。对于越来越多走到这道门槛前的中国城市，面对如今的新状况，这些认知比简单的“吃苦耐劳”更管用，也更长久。在公共舆论场中，服务业虽是国民经济中体量最大的部门，声量却不高，还时不时被矮化。2025年6月，上海市企业“走出去”综合服务平台在上海荟聚投用，法务、数据跨境、资金一站集成。这选择也顺理成章：没有多余土地办工业，而信息服务业吃的是智力与网络，数字与服务几乎专为狭小城区而备。配套同步跟进。“十五五”部署服务业扩能提质，明确提出2030年迈上百万亿台阶的目标。它手头最主要的资源，是土地和空间。一种视之为产业高级化的自然结果：工业化走到一定阶段，教育、医疗、专业服务等需求随之扩张，分工深化让研发、物流、法务等环节独立出来，长宁不过先行一步。1.48平方公里内，集聚起超千家创新型企业，孵化器、概念验证中心嵌进老街区。它距虹桥机场5.5公里，离人民广场不过6.5公里，延安西路横贯其间，正是从机场进市中心的必经要道。说到这里，服务从业者大可不必觉得低人一等。长宁并非不能追求体量，而是主动选择功能最特、品质最高，为“工业化之后”的中国提供一种认真的回答。把时钟拨回几十年前，长宁区还一度缺少特色，“虹桥”本来也只是上海名不见经传的一隅。另一类是生产性服务业，包括研发、设计、工业软件、供应链、检测、法务，本身就是生产率的推动者和制造升级的内核。土地作为可以计价、可以流转的资产进入市场，长期无偿使用土地的禁锢由此打破。人工智能时代，重复劳动被替代后，剩下的增值部分更依赖判断、情感与创造。这并非制造业的流失，而是它在更高组织形态上的延伸。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法规保障、通过国际招标转让土地使用权。彼时，特色未明，一时找不准发力点，但这片土地并非没有自己的禀赋。人们谈服务，常困在“一方花钱、一方伺候”的单向关系里，“乙方”总带着压抑。当时的长宁，也确有不少堵点等着疏通、不少功课等着补齐。在学界，对服务业的这份忧虑，常常被归结为一个词——鲍莫尔病。1988年8月8日，开发区第二十六号地块签约：1.29公顷，外商以2805万美元获得五十年使用权。到明代嘉靖年间，法华已成镇，民间有“先有法华，后辟上海”的说法。截至2016年底的数据显示，虹桥开发区每平方米引进外资六千美元，每平方公里产出316亿元，单位产出强度在国家级开发区里全国第一，这一带成为上海西部的财政高地。37.19平方公里上，服务业占比已达 97.6%，究竟是高级化的结果，还是空心化的征兆。1979年，虹桥开发区开始规划；1982年，上海市政府决定辟建；1983年动工，1984年详细规划获批，到1986年8月，获国务院正式批准。就像物流需要智慧化调度，人流需要面对面的交往，二者都指向流动，而非堆放。人们肯为市中心的高房价买单，很大程度上买的是与不同行业、不同背景的人待在一起：知识常在走廊和饭局间流动，机会在闲谈里浮现。从1986年率先探索“以服务业为主”的发展道路，到今天闯出“服务业高质量发展”的新路，四十年间，长宁凭着精细的筹划和实干，用实绩一一回应了“没有工厂算不算开发区”“服务是不是虚的”这些质疑。安顺路上的天山路街道社区食堂。97.6%之问：服务业有“向虚”隐忧。货物已经走出去，服务和品牌才刚起步。数字固然说明了产出之高，但高密度背后，还另有一层值得辨析的逻辑。但停滞部门的扩张，本也是社会富足的结果和标志。长宁的特殊之处，在于并非由单一金融业主导，而是航空服务、数字经济、时尚消费、专业服务多点支撑。通过”上海西大门“，引进来的有：驻沪领事机构29家、约占全市三分之一，外交官官邸占一半，外资企业近6500家、全市每七家就有一家落在这里，各类总部和研发中心超过150家。开放与服务，正是这样相互成全。其中，虹桥机场旅客吞吐量首破5000万人次，航线伸向海内外，快线航班占比72%，居全国首位。回到贯穿全篇的小大之辩。长宁统计。制造业自身也在变，研发依赖创造性思维，而思维效率不随产线设备提高，高端制造在某种意义上重新聚焦“劳动密集”，只是密集的已是创意而非机械重复。一个把绣花针功夫做到极致的“小区”，凭着高密度碰撞、双向敞开的门户和对服务价值的重新体认，足以成为观察未来的窗口。长宁区划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美国经济学家威廉·鲍莫尔按技术进步的强弱，把经济划为两个部门。如今，长宁以全市0.6%的土地，贡献了5.1%的经济总量。工业的集约在厂房里，靠流水线与标准工序，产出可清点的实物；中心城区的集约是另一种路数，楼宇里装的是资本、智力、信息和复杂协作。实验室、咖啡馆、菜场、老洋房混在一处，让这片城区避免滑向产业外迁后“有壳无核”的空心化。两年后，虹桥做出一件写进历史的事。再看长宁，工业大多是从里弄生产组发展起来的街道小厂，商业零散分布在曹家渡、路、天山路一带，难称规模。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概括为：结构效应，技术密集的数字服务业占比上升，拉高整体生产率；赋能效应，数字工具压缩时空与交易成本，直接、间接提升服务效率；规模经济，数字化的服务一次生产、无限复用，供需两侧同时获得规模收益。数字让服务得以规模化生产、远距离交付，这与另一重进程合流：对外开放正从以货物为主，走向以服务、规则和数据为重点。“亩产”本是农业的说法，后来用来要求工业节约用地，而在中心城区，它有了第三个版本——楼宇的亩产。服务还有一层伦理底色。服务业主导的城区，根基是否过“虚”。总部处在价值链上知识含量最高的区段，把“头脑”放在信息最通畅、航班最密集的枢纽，生产放在远处。以制造业为典型的“进步部门”可持续自动化、扩大规模，成本长期下降。有外地干部感慨，不少地方今天一个口号、明天一个规划，长宁这份定力并不多见。寺庙香火聚人，河道码头泊船，法华是典型的因交通和往来而生的聚落。你得到妥帖回应，也承认我作为人的存在。同样是高纯度服务经济，它的“配方”并不常见。更特别的是，这里不办工厂，定位为涉外商贸中心，专注展览展示、商务办公、宾馆和外事。据长宁区老领导回忆，八十年代，区内有一条年久失修的“弹硌路”，众多小路也状况堪忧。作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十四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，虹桥开发区东起中山西路，西至古北路，北临仙霞路，南界虹桥路，规划面积只有0.65平方公里，是当时全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开发区。梧桐树下写代码，风貌区内搞科研，咖啡馆里开晨会，烟火气中聊创新。服务业高占比让人心里打鼓，不只因为结构，更因为衡量价值的语言是工业时代铸造的：实物、产量、机器替代人力的速度，构成崇尚“硬核”的标准，以此衡量服务业，自然觉得“虚”与“轻”。中国信通院报告显示，制造业的合理增长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支撑，后者对保持制造业比重贡献约四分之一，也推动制造业突破“低端锁定”。长宁这扇西大门，也由此从城区西缘，移到了故事的中心。长宁区政府网站。探路先行：服务业为什么也建开发区。“链接”着眼人货能否经过，“融通”解决要素能否在此汇聚、重组并发生化学反应，这正是理解长宁开放布局的钥匙。而数字技术之所以能撬动“停滞”困境，靠的是三条路径。对几乎没有第二产业的长宁，集聚的质量，几乎就是经济的全部。北京、上海另有数个中心城区同在这一高度，但它们的高占比背后，金融业往往是第一支柱，有的区金融一项就占去四成以上。顺着这层不安往回挖，是一条很长的观念暗流。又凭什么在方寸之间，做出一番与它体量并不相称的大文章。双向开放，在这里有了具体的模样。这类服务的产出不堆在仓库里，而沉淀在人身上——康复、成长、安稳、感动，以及由此累积的社会信任与人力资本。重识鲍莫尔：服务从业者是否低人一等。升级不靠圈地，靠在存量里做精做密。这里不评价双方的是非，其折射的心态却很明显：不少人真心相信，服务“不创造实体价值”，是依附于一二产业的附属品，或是富裕之后才消费得起的可有可无的点缀，服务行业从业者也成了带上“贬义”的色彩。它看似不造实物，却决定生产什么、如何定价、销往何处。物质生产高度发达之后，社会愿意把更多劳动力投入教育、医疗、文化、养老这些难以压缩工时的领域，本质是用物质生产的富余，交换人的福祉。闵行搞出口加工工业，虹桥被定位为涉外商贸中心，展览展示、商务办公、宾馆居住、外事往来——一个造东西、一个迎来送往。工业的效率标尺无法测度这种相互成全，而这恰是服务业最根本的价值，也是它能否长久体面存在的关键。南来北往的人在这里歇脚，买卖在这里成交，地方就活了。北宋开宝三年，法华禅寺在吴淞江支流边兴建，香火绵延千年。文汇网。2000年前后，“数字化”对大众还是陌生词，这里就确立“数字长宁”战略，白手起家。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地区生产总值从1500多亿元增至近2900亿元，年均增速居全市首位。长宁的打法，是把“为出海服务”本身做成产业。亩产奇迹：高楼里“丰收”创意。问题的性质由此改变。长宁有今天的地位，是因开放而兴、因改革而盛。2025年，全区地区生产总值2898亿元，“十四五”年均增速7%、居全市首位，并以全市0.6%的土地贡献了5.1%的经济总量。以大量服务业为主体的“停滞部门”产出绑定人的劳动，机器难以替代。出海企业中，霸王茶姬把全球业务中心落在长宁，飞书深诺累计服务十万家企业，爱奇艺内容覆盖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。2025年，长宁重点商务楼宇综合贡献358亿元，平均每平方米产税15144元，亿元楼达四十幢，长宁也是上海唯一获得“中国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城区”称号的行政区。当地以上海作为最大国际贸易城市的地位立论，边开发、边申请，特区办看到开发已有规模，才终于松口。竞争力不在要素便宜，在配置的效率与制度的信任。另一种则满心警惕：经济若压在“看不见”的第三产业上，一旦外部条件有变，会不会更脆弱。数字技术的应用也没有取消面对面的价值。放眼全国，三产占比能到97%以上的城区屈指可数。长宁“小而精”的特征，浓缩在一个更小的空间里，就是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。只是机场虽近在咫尺，究竟能给城区带来什么，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仍看不分明。长宁境域建置可追溯至唐天宝十年，隶华亭县高昌乡。软件信息、批发零售、交通运输、租赁商务，构成长宁四大千亿级产业集群，清一色是服务。长宁区委书记孔福安8月的一次调研中，把它的战略概括为“研发在长宁、发展在中国、服务全世界”。出让所得又回流到基础设施建设，城市的国有土地资产被一步步盘活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、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也认为，随着网络与数字技术发展，服务业生产率低的判断已难以成立。虹桥、古北相继建成，长宁的功能定位越来越清晰，那就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体。一类是人本型服务业，如教育、医护、养老、艺术，正是停滞部门的主体，却不能用“提高单位工时产出”来要求：医生一上午接诊三倍病人、教师带三倍学生，账面效率提高，品质却难以保持，被牺牲掉的，正是此类服务存在的理由。从江南的水道、城郊的马路，再到机场的跑道，往来的载体几番更替，这片土地因往来而兴的脉络，未曾断绝。大时代的问题，未必都由最大的地方作答。这个框架在流传中走了样：“生产率难以提升”被偷换成“不创造价值”，无形产出被判作虚浮、依附；叠加实体优先的叙事，渐渐形成工业化是硬实力、服务业不过锦上添花的认知。上海硅巷，就是这种集聚在长宁的具体形态。这份渴望，很快有了具体的落点。在大众的直观感受里，工业品和粮食才实打实，服务总归是“虚”的。当越来越多中国城区迎来类似考验，长宁今天的试探、深耕与经验，便有了超出它面积的分量。前些年张雪峰一句“文科即服务业”引发的争论，就是一次集中爆发。因涉对外经贸，且设有领馆区，外国人要常住，市里又与区里联手开发古北新区。跨国公司的国际化，很大程度上靠到东道国设立”商业存在“、直接投资经营，同时也带来成套的知识、技能与管理。微信公众号“上海长宁”。在虹桥开发区尚未建成的年代，这种积极姿态已见长宁对发展的迫切渴望。把视野拉开。这正是硅巷等场所的活力根基：让线上效率与线下碰撞在同一片街区同时发生，有些价值只能在人与人见面的地方生长。可恰恰是这个“被迫”的定位让它占先，这是全国最早以服务业为主、唯一辟有领馆区的国家级开发区。联合利华把全球区域总部和研发中心放在长宁。他举例，一场半小时的五重奏，今天所需的乐手和工时，与莫扎特时代并无二致。上海唯一的“互联网+生活性服务业”试验区、首批直播集聚区都在此，东虹桥还集聚近两千家数字企业、八百多家人工智能关联企业，其中不乏涉及生产应用场景。一个专于贸易和服务的开发区，竟难以归类。只是当年，这个定位还带来一个身份难题。身份得以确立，虹桥紧接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：一个不造实物产品的开发区，靠什么吸引外资、把服务集聚起来。国际上，服务业更是产业竞争与规则重构的焦点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区里自嘲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老百姓买东西、找工作，都往东走，这里留不住人。虹桥从第一天就懂得，自己“生产”的不是实物，而是让生意顺畅发生的环境。只是，密度越高，越绕不开一个问题：当第三产业占比逼近百分之百、楼宇里几乎找不到厂房，这套亩产奇迹还成立吗。怎样把往来的便利变成发展的本钱，长宁还要一步步摸索。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长宁片区建设。近代开埠后，租界向西扩张，虹桥路、愚园路、路一条条向西铺展，沿路建起新式学校、花园别墅、园林苗圃，长宁一带被归入“西郊”，成了上海与江南腹地之间的过渡地带。